作者：拉維·布沙林甘
       編者按：
       中國和印度互為重要鄰國，在國際舞臺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近年來，中印關系取得了巨大進展，雙邊合作也迎來了嶄新的機遇，但兩國學者和公眾之間的交流相對落后。為了推動中印學術交流，中方以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和第一財經牽頭，攜手印度的中國研究所、《商業標準報》，共同邀請兩國知名學者，就各自關注的重大問題發表文章，為兩國讀者介紹中國、印度的經濟政治社會局勢。
       2014年年底，印度推出“印度制造”——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一項標志性計劃，旨在將印度塑造成全球制造業中心，從根本上增強就業，促進民族繁榮發展。而僅僅過了幾個月，中國國務院就宣布了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戰略下的“中國制造2025”，該計劃涵蓋八大政策措施，重新明確了中國制造業的方向。那么“印度制造”與“中國制造”是否相互競爭，兩項計劃是否會成為兩國之間的又一隔閡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來細致理解“印度制造”與“中國制造”的本質。
       “印度制造”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健全的、完美無缺的。那些早先由農業經濟發展成為制造業大國的國家，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就業改善和經濟繁榮。英國工業革命顯然是最佳例證，然而最新的、最具戲劇性的經歷當數中國的發展。
       當今印度制造業正處在一個怎樣的水平上?根據2014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印度制造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度為17%。相比之下，泰國為33%，印度尼西亞為22%，斯里蘭卡為18%。越南、孟加拉國的情況與印度一致，皆為17%。中國(31%)、韓國(30%)依舊是制造業的領頭羊。中國的“中國制造”戰略通過研發、創新、可持續發展、市場與結構改革，正將制造業向高附加值領域轉型。
       制造業，不只是被無良商家無情壓迫的勞苦工人在一些煙霧彌漫的工廠里制造小部件，而是一個結合了兩大重要緯度的復合矩陣。一方面，原材料結合人力、技術與智慧，變成可供出售的產品;另一方面，將這些商品推向市場，在那里有客戶愿意為此埋單。因此，“印度制造”要成功，制造業占GDP比重要想在2020年達到25%，印度就必須要擴大、加強基礎設施、物流、技術人才、創新與研發，并確保其協同合作。最后，還需把握兩大要素，即“輕松經營”(消除管理瓶頸)及將印度工廠與(國內外)市場連接的“連通性”。
       而這正是中國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眼下，中國正在進行經濟調整，由投資(中國面臨巨大的閑置產能，投資回報率低)轉向消費(來確保中國民眾更高的生活水平)。中國能將其可觀的外匯儲備投資于何處來獲取比購買美國國債更高的收益?是的，那就是在印度!
       而另一方面，印度也需要在基礎設施、交通、重工業方面獲得大量的投資——預計未來10~15年內需在這些領域投資約1萬億美元，來支持“印度制造”。如果不是從中國獲得這些投資資源，還有哪里可以?進一步說，印度的政治局勢穩定，投資環境良好，也具備必要的監管及法律程序。
       印度是一個大市場，“印度制造”計劃將進一步為中國在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無法在本國生產而需轉向印度生產的項目上獲得利潤。“印度制造”并沒有讓印度成為又一個低成本制造商。相反，印度制造業結合了大量勞動力、技術發展、數字化，意在讓印度成為“智能低成本制造”中心。這意味著印度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只在于其廉價的勞動力，數字化應用使其即便在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中也能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從印度獲取一些消費需求，例如，中國是全球出境游大國，而印度市場尚屬中國游客有待開墾的“處女地”，且距離中國不遠、價格便宜、擁有古老的文化及熱情友好的傳統。
       通過“中國制造”，中國意在借助七大戰略性高科技部門的獨特發展來提升價值鏈。在該領域，中國或將發現得到全球認可的印度管理及技術技能，將能為其填補空白。事實上，中國《環球時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坦言，中國忽視了對印度人才庫管理技巧和IT人才的利用來為制造升級助力。
       由此看來，“印度制造”與“中國制造”并非相互競爭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印度與中國需要參與到全面經濟合作中來，包括投資與貿易、旅游與服務。作為世界第二、第四大經濟體，兩者接觸越多，對兩國來說就將有更大的機會：印度能夠利用中國投資盈余，而中國能利用印度制造業、服務業來提升本國的消費水平。為了子孫后代，兩國必須抓住機遇。
       (作者系新德里中國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朱映臻譯)